新城，一個並不太大的城市。這里幾十年前曾一度作為平原省的省會，名噪一時。我爺爺作為當年水利部下屬部門的小領導，在一個運河的維護工程之後在這個並不太繁榮卻很安逸的城市安了家。
　　我的父親母親都是工人，那個年代雙職工家庭的孩子不是在爺爺家長大就是在姥姥家長大。而我則從小在姥姥家被稱為外來戶。
　　姥姥家住在一個叫白港的地方，在我小時候姥姥家屋後是一望無際的麥田。而姥姥一家是作為姥爺的家屬在新城分的房子。
　　姥爺原本是武警連長，職責就是看管當時多如牛毛的勞改單位里的犯人。後來勞改單位被裁撤了，老爺成了一個小工商所的所長。而姥姥一家其他人則成了當年勞改單位改編的柴油機廠的工人。
　　我媽生我的時候早產，據二姨說我生下來比大老鼠也大不了多少。我小時候身子弱，家里怕我早夭，就一直當女孩養着。都三四歲了，還用紅頭繩綁着兩條小辮子。我姥姥跟我說小時候我晚上總是驚悸、說夢話，睡着睡着就讓嚇醒了。過去的人不知道為什么都覺得賣桃兒的就是高人。
　　過去的人不知道為什么都覺得賣桃兒的就是高人。那是我四歲的時候發高燒，一個賣桃兒的說我是被門口樹上的仙家看上了，要領了去當個童子。父母和姥姥一家嚇壞了，慌忙的求那個賣桃兒的救救我的小命。也不知道最後家人和那個賣桃兒的達成了什么協議。只記得那年夏天桃子成了家里除了米面之外大家吃得最多的東西。
　　那個賣桃兒的拿着我的小手看了又看。時而點頭時而搖頭。我只記得我被他看的暈暈乎乎的時候，他對着我的手背就是一掐。我當時哭了，哭的半到街的街坊都聽見了。鄰居們還以為不知道誰家的孩子又在欺負我這個小“外來戶”。
　　國人最大的愛好就是看熱鬧。當人們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之後，都興致勃勃的圍觀着這少見的刺激事兒。從那之後大人們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而那個賣桃子的伯伯走的時候叮囑我看見奇怪的人千萬別和大人說。
　　父母一般一個星期會帶我回爺爺家一趟。我每次都不太肯回去。
　　母親脾氣比較暴躁，總是舉起巴掌威脅再不走就要打下來了。而父親的脾氣就比較好，就總是忽悠我說路過東海市場給我買個玩具。關於玩具我記得有時候是真會買的。但有時候我坐在車上睡着了，也就算了。
　　我從小都不太喜歡回爺爺家。回爺爺家一般都是晚上父母下班之後。一條筆直的大路連接着兩地。這條路我記得好像叫北干道。這條路走到一半有一個當年為了紀念革命先烈而建的烈士陵園。這地方就是當年我比較討厭回爺爺家的一個原因。
　　每次我從這里過，都看見陵園門口一堆神經病一樣的人走來走去，還時不時的朝我看看。有的人還會熱情的伸出二尺來長的紅舌頭跟我打招呼。每次我都在過了烈士陵園之後莫名其妙的睡着，而錯過我心愛的玩具。
　　爺爺家是當年修那條早已不堪使用的運河時，市政府撥給部里的老房子。據說這房子的年齡比父親都大。
　　七歲之前，在爺爺家住我總是趕在天黑之前回家。有一個我不太的想見的人老是在天黑之後出來和我打招呼。
　　爺爺家的樓道口有一個門框，具父親說，“門”在那個動亂的年代被那群腦子里除了熱血沒別的東西的紅小將給砸了。門框上系着一截斷掉的麻繩。天一黑透，門框上總是坐着一個笑嘻嘻的阿姨穿着一條現在看來並不太時髦的連衣裙，晃盪着兩條雪白的小腿跟我打招呼。
　　阿姨長得很漂亮。用當時的話就是長得跟掛歷里的人似的。但是不知道為什么，我每次看見她都覺得很冷，很害怕。我一直記着那個賣桃子伯伯的話。沒有把看見這個阿姨的事跟父母說過。
　　我小時候體弱多病，好幾次都差點去見了爺爺的偶像馬克思。去大醫院醫生們都束手無策。而姥姥家胡同口一個姓石的老大夫對於我的各種頭疼鬧熱總是葯到病除。
　　母親總是抱怨石大夫給我輸液輸的都是抗生素，導致我一點小病都不容易好。其實後來想想，我覺得母親冤枉那個慈眉善目的老頭了。石醫生老是趁大人們不注意給吃我一種空心小葯丸。有一次我趁他不注意偷偷的藏了起來。結果那次差點要了我的命。也讓我知道了其實小葯丸里有張寫着紅字的小紙片。
　　那一次，同樣是發燒，同樣診斷為扁桃體發炎。石醫生熟練的給我扎上吊瓶。扎的次數多了我也沒覺得有多疼有多害怕。可是這一次當石醫生又拿出來那種包着糖衣的小葯丸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鬼使神差的，就把葯丸偷偷放到兜里了。
　　這次石醫生的葯沒有像家人想象的那樣治好的的病。我病的越來越重了。剛開始是高燒，後來大便里纏着血絲。再後來拉出來的就沒有大便全是血了。母親慌了，背着我全市各大醫院求醫問葯。
　　我現在只依稀記得當時我暈暈乎乎的，有個穿黑衣服的叔叔拉着我讓我跟他走。我當時很害怕，手腫的跟蘿卜似的。母親也很害怕，他一邊流着眼淚，一邊答應我給我買當時快頂上他好幾天伙食費的“旺旺大禮包”。那個穿黑衣服的叔叔跟我說讓我跟他走，走了就不難受了。可是我為了看看“旺旺大禮包”里到底裝着點啥，咬着牙堅持着。最後黑衣服的男人搖了搖頭，開門走了。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他。
　　一直到我七歲，都沒人知道我在和一群稀奇古怪的人打交道。爺爺家樓道里的漂亮阿姨還是每天都會出來曬月亮。烈士陵園門口的那一群怪人還是每天晚上准時在那鍛煉身體。七歲那一年發生了一件事，我到現在也說不上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長水痘了！全身上下那都長，臉上、胸口、屁股上、甚至小鳥鳥上都長了幾顆。我也不用去上學了，休息了整整半個月。只記得當時三姨來看我給買了一塊我覺得這輩子吃的最好吃的肉。後來她告訴我那是叉燒，廣州那邊才有的東西。小孩在家一閑着，手肯定不老實。尤其是渾身的痘痘癢的想把骨頭都拿出來撓一撓。我眉心也長了個水痘，手一賤給撓爛了。好了以後變成了一個小坑。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坐在爺爺家樓道里曬月亮的阿姨。也再也沒有見過烈士陵園門口半夜鍛煉身體的怪人。我的身體也比以前好了一點，至少沒有再隔個三五天就去找石醫生報道。
　　過了多久我也忘了，只記得那一年我上三年級。又生病了，母親帶我去石醫生的診所看病。石醫生還是那么硬朗。他趁母親不注意嘟囔了一句“好好的眼睛，瞎了！唉，可惜了！”
那是八月份一天，燥熱的天氣好像都能擠出水來。我又一次失去了工作，正考慮着怎么和老婆交代。我的心情像這該死的天氣一樣。心里忐忑着等待又一場暴風雨的降臨。
　　預料之中的暴風雨沒有來到，老婆淚眼婆娑的一頭扎進我的懷里失聲痛哭起來。
　　“我奶奶走了••••••”失控的淚水打斷了她後面的話。
　　我一邊安慰着老婆失控的情緒一邊收拾着行李，准備和她回老家奔喪。遠行的火車在旅人眼里似乎永遠到不了盡頭。列車有節奏的哐當聲更激起了旅人們焦躁的心情。六個小時的車程，在不停的安慰中過去了。齊源火車站還是那么的冷清，在月光的照射下顯得有那么一點慎人。